教授声明停招研究生:对学生热衷考证等失望

2014-10-16 11:02:00 解放日报 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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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日前在微信上发布的一则“停招研究生请辞导师声明”,让他领教了新媒体的威力。而他的初衷,不过是昭告微信好友,顺带“吓唬一下现在的研究生,再不好好读书,以后就不带你们玩了”。

  声明写道:“今我与学院有关主管领导沟通:1.因个人学识、能力和时间有限,指导无方,为避免我误人子弟,从今年起,原则上我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。2.在读的各位学生,必须严守师训学规,若不遵者,尽可自定主意,凡愿另择良师者,本人设宴欢送!”几日后,他又自我曝料称,过去几年,他尝试在大学以外招收了3名弟子,无学历要求,亦不需要交学费,“他们不求文凭,珍惜随学机会”,其中一位弟子廖琦现已成长为某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。

  热心人将声明转到微博,引来评论狂潮。有人嗤之以鼻:在校内指导无方,在校外干私活就能力无限了?此等鸣高以求售,不过终南捷径现代版;有人怂恿黄震辞职:干脆点,不要为五斗米折了腰;当然也有铁竿粉丝出来力挺,称黄震个性、思想、国学功底和钱“四不缺”,俗眼莫看,俗人莫评。

  但纷扰背后,人们更关注,是什么,让这位教授作出如此貌似不可逆的抉择?

  从小拿自己做试验

  黄震迄今的人生华丽丽。1970年生人,本科在湖南科技大学读历史,硕士在湖南大学修宋明理学,在北大法学院读法学博士,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和特华财经所做过经济学博士后,2000年作为人才引进,进入中央财经大学,2002年评上副教授,2004年获硕士生导师资格,2008年评上教授。下一步若冲刺完博导,便堪称当之无愧人生赢家。

  如此轨迹在外人看来,他是现行教育体制下不折不扣的遵循者、受益者。

  谁知他高一居然退过学。黄震高中同学、现北京化工大学刘教授告诉记者,黄震自小好奇心极强,在湖南衡山某高中就读时,净琢磨“人为什么会思考”之类奇怪问题,上课时常陷入“孤独的沉思”。他几乎从不做作业,也不跟其他同学一同追逐标准答案:语文课上一道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”的命题作文,他直接把标题改为“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”,结果被老师痛批一通。当年,他看许多与课程无关的杂书,后被老师收缴了 《人才学》、《自然辩证法》、《全息宇宙论》等书,以致冲冠一怒,退学!

  不过那一年,农家子弟黄震最终还是顺从父母之意,在退学后又辗转考上湖南岳云中学继续学业。

  然而在岳云中学,他仍保有好奇心和问题意识,完成了2万多字论文《信息在人脑中运动过程分析》。直到高三临近,他才暂时收敛,在语文78分、数学57分、外语62分且老师建议留级的情况下,以“考高分对策”为题,将自己当作试验对象,研发出一整套独特学习计划,令他在高三最后大半年不断刷新考试排名,从全班第37名跃升至高考时的第5名,顺利考上了大学。而且,他这套独门秘笈在自己身上屡试不爽,又相继助他度过考研关、读博关,当上了博士后,评上了教授。掌握了这套秘笈,他历史、哲学、法律、金融、公益大举跨界,在他眼中不过是“同一殿堂从不同门进出而已”。

  据老友透露,黄震有多次从政机会,但他却言只想当老师。

  对经商,尽管长期耳濡目染,他不来劲。哥哥曾经营一家文化传播公司,黄震帮忙打理过; 岳父创立的高科技企业在湖南实力不小,黄震也操练过一些项目。但发现问题并求解,是他接近商圈的唯一驱动力。

  关于这一点,与他相识17年的北大校友、现苏州大学翻译系教授杜争鸣可以证明。杜教授当年在北大读外语系,与读法律的黄震同寝室。杜记得,当年他俩都拿着学校每月500元的补贴作为基本开销,杜争鸣一技傍身,每周去新东方上半天课,由此收入是黄震的好几倍。但黄震光羡慕,不效仿。杜争鸣始终不明白,当年国内一家大企业集团老总要打官司,找到了黄震,对这送上门来的机会,黄震却丝毫没考虑为自己在该企业谋个法律顾问的头衔,“他之所以愿意接触那家企业,是因为他对知识产权纠纷感兴趣,而且他当时倡导‘公司革命论’,认为公司的出现将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,接近企业是为求证自己的理论……”

  有时,他孤独到愤怒

  走上三尺讲台后,他雄心壮志,要在学生中培养创新型人才,手段是“苏格拉底式教学”。

  进入中央财经大学之初,他带本科生,教法制史。在这门别人看来难以创新的课程中,黄震要求学生们每人提3个问题,然后由他对问题的优劣、角度进行点评,最后三选一,确定为大一课程论文。

  何为好问题,黄震坚持3条标准:必须是真问题,必须有延展性,必须能激发研究者内在求知欲和探索行动。而黄震本人绝不以“答题者”自居,他强调自己“一无所知”,其作用是“做思想的助产婆”,引领、陪伴学生完成对问题深入思考、探索、求证并形成自己的结论。

  他犹记,那名从金融专业调剂而来的本科生小杨,当年提问“地下性产业是如何形成的”,引哄堂大笑。黄震却当场表示,只要有好奇心,没有研究不了的题目。他引导小杨检索资料、调查从业者,并煞费苦心将问题最终引向法学范畴,这令小杨意识到法律无处不在。此后,小杨变了,从对法律提不起兴趣,到下课时追着黄震问这问那。对此,黄震颇得意,认为“这开启了小杨自我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,将使他一生受用”。

  黄震每周上课2小时,但每周用于回复学生邮件的时间,至少20个小时。他跟学生来来回回磨出的选题,形成了一篇篇课程论文,其中不少直接变成了毕业论文。

  他借法制史课程重启大学生的“发问能力”,他称之为“纠偏试验”。试验发现“本科生中仍有可造之才”。时隔多年,几个学生的名字他念念不忘,仍记得那个叫戴典的孩子,当年曾为5000字的课程论文压力山大,但“开窍”后竟洋洋2万字,且皆为干货。本科未毕业,戴典就被美国某校录取硕博连读,临走前特来感激黄震“大一时引我上了路”。

  然而,少数聊以欣慰的本科生,无法掩盖黄震的孤独。

  这种孤独感尤其体现于他很难忍受“在研究生中要寻得好苗子,实乃奢望,哪怕万里挑一”。

  2004年起,他开始招收研究生。面试时,学生中“更难见健康人格和活跃的追问精神”,黄震因此很受伤。

  不过起初,他仍怀着极大耐心与期待。网络上,许多研究生抱怨自己呈“放养”状态,请导师帮忙指导论文,导师却总在开会出差,甚至有研究生与导师“一年一见”,还是年终聚餐时的举杯遥祝。如此情形,在黄震带教中不曾发生。就记者采访黄震的研究生所了解到,黄教授每月自己埋单请学生一聚,还经常组织研讨会,研讨会的主题都与学生论文相关,场地多由学校解决,但邀请专家、嘉宾的讲课费等,或从黄震的课题费中支取,或他自掏腰包。他还带领学生赴鄂尔多斯、温州等地调研当地金融改革。但令他哭笑不得的是,“一些学生居然还要我叫他们起床吃早饭”。

  最让他失望处,是他抱定了“没有疑惑,不做学问”,但现实却是,越来越多的研究生,不会积极主动地从自己的思考和欲望出发,考虑自己究竟要学什么,他们的学术氛围很稀薄,更乐意投入精力做所谓“有用”之事,如热衷于考证书、做家教挣钱,或尽早为今后工作铺路。关于这些,好友杜争鸣心领神会,杜争鸣吐槽:“大家同为教授,都带研究生,有着相同的苦楚。说白了,就是我们的带教与学生需求不相匹配。”

  几天前,黄震在微信上一本正经晒出本学期要讲授的研究生课程——法理学,并公开了授课地点和时间。几天后,他愤愤发布一张无人的教室照,写道:“早上5点多起床,赶到沙河校区,等了10多分钟,教室还是空荡荡的……”

  难怪,当看到最近一则“九旬院士吴良镛站着作报告学生睡觉”的新闻时,黄震在别人的故事中流自己的泪,他微信转发此新闻并评论:“哪有求知若渴?……”

责编:赵进